梁汉儿：大学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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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

八十年代

大学三篇

© 梁汉儿／文

上篇

　　我像一只鸭蛋混进了一堆鸡蛋里，“转系的那一个”成了我的标签。由于没有考试，我多少有些没底，不是担心拉下功课，而是担心不能出类拔萃，因此上课格外专心，连课外劳动也比大家积极。八十年代初的大学，还经常开展集体劳动，希望使学生保持劳动人民本色、锻炼思想品格，至于有多少人因此保持住了本色从来没有评估过。
　　学校的劳动主要是搞大扫除，把校园马路旁、池塘边、教学楼和宿舍区空地的杂草用锄头挖起来，堆在一起放火烧掉。绿树成荫的校园到处浓烟滚滚，有点像一个烽火连天的战场。我埋头弯腰挥着锄头，心里却觉得这些杂草留着挺好，虽然显得杂乱无章，但绿意可人，铲掉以后光秃秃的，大风一吹尘土飞扬。这世界上有的人对环境整洁像“原教旨主义者”，对杂草丛生、野花乱开有一种先天性的厌恶，他们总喜欢什么都弄得整齐划一。他们一定没听说过罗素那句名言：参差多态乃幸福之源。换一双眼睛，杂草丛生就是生机勃勃，没有杂草丛生怎么会有生态多样，没有杂草丛生怎么会有百花齐放？呵呵，不敢引申了。好在杂草的生命力顽强，锄头落处，大火焚烧，几场雨水之后又像大地的胡子一样疯长起来。几年前回了一趟母校，看到曾经挥汗如雨锄过的草地上，野草葳蕤，深可没足，看到学生们像牛羊一样自由散漫地在草地上或坐或卧，不禁有几分唏嘘。
　　星期六晩饭后我再也不用背着制图板上教室，而是像之前艳羡的文科生那样去看电影。每个周末学校的灯光球场都放电影，偶尔因为下雨就改到大礼堂。绿色的电影票只要八分钱，后来涨到了一角。饭票、开水票、电影票，一样也不能少。“手机、呼机、商务通，一个也不能少”，不知道恒基伟业请濮存昕做的这个广告的创意，是否就源于当年广西大学的学生生活。
　　大学几年，我看了多如牛毛的外国电影，《古堡幽灵》、《摩羯星一号》、《走向深渊》、《大篷车》、《卡桑德拉大桥》、《老枪》、《苔丝》、《三十九级台阶》……印象最深的是《英俊少年》的主人公那张满是雀斑的脸，唱的那首歌像云雀一样动听。日本电影最多，《砂器》、《追捕》、《华丽家族》、《金环蚀》、《人证》、《啊，野麦岭》、《莆田进行曲》，还有《寅次郎的故事》，那个主人公神经兮兮，像雷锋一样热心助人。这些外国电影都是洁本，偶尔出现两个人接吻或是抱在一起的镜头，观众席上激素分泌过剩的男生就会发出尖锐的口哨声。
　　我脑子里盘桓着当一个作家的念头。课余时间，除了看各种小说，还一直练习着写小说，却一直不敢投稿。转系不久，学校学生会组织了一次文学创作大赛，我用“谷子”的笔名，交了一篇习作，居然在校报登了出来。捧着那张登有配插图的我的小说的校报，我的虚荣心升到了沸点。这是我的作品第一次印成铅字。文字印在纸上与抄在稿纸上有天壤之别，就像土戏台的演员登上星光大道，变得一板一眼，顺眉顺眼。这篇题为《五伯爷杂记》的小说获得了二等奖，许多高我两届的学兄学姐也名落孙山。
　　我感觉到全班同学对我刮目相看，我不再是“鸡蛋”中的“鸭蛋”，而是鸡蛋中的双黄蛋，飞机中的战斗机。在我的“毕业师生录”上，后来在新华社工作的同事杨越还写着这样的留言：“有了《五伯爷杂记》，于是我寻问‘谷子’，于是我认识了你……”大约两个月后，我的另一篇小说《淡淡的番桃花》在当时全国小有名气的文学期刊《金田》登了出来。我成了班里第一个在正式发行的刊物上发表作品的人。如果说校报发表时它还属于卡拉OK式的自娱自乐，那么现在算是得到了“文学界”的承认，我终于成了名副其实的“文学青年”。“铁的事实”证明，我的转系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多年以后，我重新翻看《金田》杂志登的这篇小说，为自己当年的文字羞愧莫名。小说无比幼稚而矫情，我居然把自己虚构成一个青年女老师，一个善良节俭、大公无私的老头对“我”十分关爱，临死时还把不多的存款留给学校买图书。天，我居然写过这样的东东！
　　我写过许多类似的小说，它们被班里的“书法家”宋力文用龙飞凤舞的毛笔行书抄写后，发表在文学八一班的墙报专栏“玉兰花”上。你想象不到当年大学里出文学专栏的激情，大家写诗作文，买来白纸由毛笔字漂亮的同学抄写，擅长美术的同学配插图、题花，再利用午休时间张贴出去。出一期专栏要牺牲一个星期的课余时间，每天中午和晚上打了饭，像担心“画眉深浅入时无”的媳妇取悦婆婆一样，特意跑到墙报栏，看看有多少人围观，要是观者如堵，就像演员获得潮水般的掌声一样觉得没有白费工夫。学校的墙报栏是各个系争奇斗艳的竞技场，中文系的墙报总是“我花开后百花杀”，像足球场上的10号马拉多纳最为吸引眼球。
　　我陆续有作品发表在《金田》、《南宁晚报》、《广西文学》、《青年作家》等报刊杂志。那时候的文学编辑认真负责，真的把自己的职业当成“为人作嫁衣”，而不是挣钱或剽窃。他们像配种场的工人，编发一部引起反响的好作品，就像看到配种成功一样，比种猪还要兴奋。某个刊物如果决定采用你的稿件，就会给“尊敬的您”寄去一张便笺，告之“您的作品×××将于第×期刊发，敬请留意”，接到这张便笺的你像中彩一样，兴奋得逢人说项。当然，更多的时候，你会收到一个厚厚的信封，里头装着编辑部“经研究不予采用，兹予璧还”的原稿。编辑是多么善解人意，设身处地，你不用重抄就能把稿件再寄到别的刊物，反正东边不亮西边亮，黑了北边有南边。
　　那时候文学期刊如雨后春笋，作家诗人神气活现，尽管稿费寥寥无几，精神堪称丰收。一年一度的全国短篇小说评奖，比一年一度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引人注目，每年的获奖作者身登龙门，由籍籍无名变成全国著名，获奖作品则成为文学青年互相推荐、切磋学习的范文。那时候“文学青年”令人肃然起敬，比现在的“基金经理”“微博大V”还喷香，听说谁是“搞文学”的，大家都顶礼膜拜，缴枪投降，以致于一些混迹文坛的流氓把“搞文学”变成了“搞文学女青年”，这样的轶事像名著一样四处传扬，应了那句话，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
　　八十年代的文学热，像一场龙卷风把太多人卷进其中，不少人五迷三道，神经兮兮，只求耕耘，不问收获，“搞文学”成了“被文学搞”，写得黑地昏天却一无所成。如果农民“只求耕耘不问收获”，肯定被看作“精神病”，而搞创作“只求耕耘不问收获”却成了大家理解和崇尚的“精神追求”。大学刚毕业那年八月到桂平参加《金田》编辑部举办的“作家讲授会”，我像高晓声笔下进城的陈奂生，见识了文学吃香喝辣的排场：我们被安排住进桂平最好的县委招待所，县委书记出席，每人每天伙食二十元——须知，我当时的月工资只有三十七元，用餐比农村结婚酒席还要丰盛，我在笔记本上极其好奇而无聊地记着当时的菜谱：烧腊拼盘、烧鸡、白斩鸡、龟汤、鸡汤、白木耳、黑木耳、炒青蛙、鱿鱼、蒸鲤鱼、炆酸鱼，还有松糕……会中还乘车到西山游玩。我正填表申请加入广西作协，爬在作协的“门槛”上，油然生出此生要认真当一个作家的念头。
　　我们酒足饭饱、志满意得地在《金田》副主编潘大林的房间高谈阔论时，一个年约五旬的农民敲门进来，瘦骨大仙，满头银针似的短发，扁担挑着两摞书稿，声称要找一位慧眼识珠的“文学伯乐”，那担书稿起码有五十斤，包括七部长篇、十三部电影文学剧本，还有许多中短篇小说。他说自己田也不种了，猪也不养了，老婆在家里一个人干活，反正也不会饿死，惟一的希望就是把小说和电影剧本发表出来，“死了以后儿子能告诉孙子，爷爷以前是作家，这就够了！”他嘴角挂着白沫，喋喋不休，说自己每次骗老婆买酒喝，用钱去买稿纸，他说出两句震古铄今的名言：我是“朋友面前不讲假，老婆面前不讲真”。
　　当时痴迷于文学的我，其实与这个农民作者差不多，顶多是五十步笑一百步。我上课时也心神不宁，神游八荒，在本子上不停地写写划划，有时睡在床上，腾地起身记录所谓的“灵感”。一九八一年四月，春和景明的季节，我像往常一样早上跑步后到饭堂打了早餐，回宿舍路上忽然听到高音喇叭里传出罕有的铿锵有力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女播音员在“报纸与新闻联播”节目中，宣读了一篇《解放军报》的评论，点名批判当时并没有多少人看过的电影《苦恋》，指责它违背四项基本原则，攻击红太阳。《苦恋》的作者白桦，是一位著名的部队作家。
　　这么快就起风了？高音喇叭里慷慨激昂的声音，像陡然刮起的寒风，一下子把人刮进了冰窟里。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这种凶神恶煞的声音了。许多年以后，看到网上说朝鲜“人民播音员”李春姬的嗓音“让敌人肝胆俱裂”，许多人都觉得是夸张，要是他们听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批判《苦恋》的声音，真的会让人肝胆俱裂，“恶毒攻击”、“居心叵测”这类大批判专用词在文革结束和取消“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之后，已经消失多年，现在重新面世，在耳边回响。
　　邓小平重新出山后，人们普遍感觉世道已经变了，说话放肆和自由了，很多曾经禁过的书重新摆上了书架，许多“应该”禁止的书畅行其道。诗人们“拉帮结派”，像邓小平当年在法国留学那样油印各种诗刊，他们像蒲公英一样到处飘荡，大声疾呼或无病呻吟，给人朗读自己的杰作，白吃白喝，发泄对现实的不满和过剩的热情。政治上似乎也出现了新气象，渤海钻井平台沉没，一位副总理和石油部长被公开处分；北京一个厨师写信给《中国青年报》，举报商业部长吃饭不买单，部长居然乖乖写了检讨。台湾流行歌曲像流感一样蔓延，人们都“伤风感冒”，多愁善感，愁肠百结，从来没有穿过西服，也会哼哼几句“洋装虽然穿在身”；每个人都想象自己有一个住在澎湖湾的外婆。人们像王蒙一样感觉万物回春，怎么一下子，就在这一九八一年四月春光明媚的时节，晴转多云，寒流骤袭，冷风嗖嗖，寒气逼人？
　　新闻专业的一个同学开玩笑地对我说，你不要写那些小说了，吃力不讨好，小心得个“自由化”！听到他的忠告之前，我觉得这“反自由化”都是别人的事，没觉得与自己有关系，他的忠告让我懊恼莫名，一下子蔫不唧唧起来。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父亲让我考上了工科，他说过一句话：一技藏身，艺不压人，国家不一定需要作家，但什么时候都需要工程师。他果然见多识广，我却被文学的花花草草和虚名所惑，自作主张转系，也许真的转错了。
　　中学“早恋”风波之后，我就变得性格内向，不善言辞，进了大学也没有什么变化。在凛冽的寒风中，我每天闷头看书，借阅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特别是二战后西方作家的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黑暗中的笑声》、《五号屠场》、《囚鸟》、《赫索格》、《晃来晃去的人》、《第二十二条军规》、《兔子跑吧》……我沉浸在这些小说中，像小说中的主人公一样迷惘、颓废、悲观。
　　记得一次土木系的图书室清理旧书，我看到一套外国文学的选集，厚厚两大册，只要十元钱，里头有许多熟悉的美国、法国、英国作家的名字和他们的作品。我交了钱抱着书要走时，收款的女人对我说你还没交钱。我分辩说已经给了，她坚持说没有。我说打赌割个耳朵我是给了——说这句话时我不合时宜地想起了画画的梵高。她说我不要你的耳朵，反正没有收过你的钱。我让她清点手里的钞票，但她一个人收钱，没有登记，根本分不清收了谁的钱。当时一个月伙食费才十七元，我并不心疼半个多月的伙食费，只是愤怒居然被怀疑偷书。
　　我气得眼泪也出来了，大声吼叫着，就差没有抄起一块石头劈到她脑袋上。旁边等着交钱的人说，没交钱补交就得了，有什么好吵的。妈的！你们凭什么认为我没交钱，我从小拾金不昧，中学时连树上掉下来的橘子也捡起来交给老师。我突然发现一个人像火苗一样小心呵护着的人格有时候一分钱也不值。意识到这一点的我把书一扔，气呼呼地满腔怒火离开。

中篇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对《苦恋》的公开批判，还没有出现常见的广泛发动群众，批倒批臭，很快便风流云散，让人摸不着脑袋。生活重新按部就班起来。
　　中文系的日子的确比机械系丰富多彩。星期天，团支部组织大家先后到药用植物园、大王滩、青秀山、伊岭岩、灵水、良凤江、天泡水库游玩，还去过一趟少管所，看望那些犯了流氓罪的少年，道德的紧身衣束缚不住他们勃发的青春。大自然与十八九岁的风华正茂水乳交融，相得益彰，我们像蚂蚱一样蹦达，像风一样奔跑，男同学袒臂露膀，争强好胜，女同学长发飘飘，秋波流转。到良凤江玩时，差点出了大事：七八个人坐的小船像一只碗倒扣过来，船上的人变成了一只只落汤鸡，好在离岸边很近，一番手忙脚乱的搭救后，落水者都爬了上来，湿淋淋的衣服下女生凹凸有致的身材，使大家骤然意识到男女之别。惟一的损失是一台录音机进了水。录音机是那个时代的苹果iPad。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二十啷当的男青年，穿着喇叭裤，戴着蛤蟆镜（变色太阳镜）——蛤蟆镜贴着的标签特意保留着，拎着大声播放流行歌曲的收录机到处晃荡，这是最常见的一道风景，跟现在拿着iPad傻里巴叽地到处乱照一气差不多，我们虽然身在校园，也不可避免地沾染了这种“时代气息”。
　　伊岭岩那一回更是一次死里逃生的历险，出游时请了一辆带篷的货车，带着几张条凳当作座位。大家自带干粮中午聚餐时，不知怎么把司机忘了，临回来时才想起，大祸临头一般赶紧把蛋糕、面包和饮料拿给他，这个大男人像小孩一样发了脾气，粗声粗气声称肚子不饿，赶大家上车。大家上了车还没坐稳，他一踩油门，货车像火箭一样冲了出去，两张条凳咔嚓断了腿，几个女同学一下子坐到了车厢地板上。司机把车开得飞快，遇到坑坑洼洼的地方也飞驰而过，路旁的树枝像挥舞的扫把从面前拂过，坐在后厢的我们则像骰子一样抛起落下，东倒西歪，前仰后合，大家死死抓住车厢边沿，心里发毛，脸色发白，那次游山玩水成为全班同学最为亲密无间、生死患难、同仇敌忾的过程。
　　但大家实在拿那个司机没有脾气，一来他是花钱从校外单位雇的，二是毕竟没有出什么事，绿水青山枉自多，学生无奈司机何。后来有人在墙报上写了一篇文章《伊岭岩历险记》，记述了那天险象环生、惊恐万状的情景，算是为这件事出了一口酸气。想想，大家何曾受过这样的闲气！校园外面谁大不知道，校园里毫无疑问是学生最大。
　　八十年代的大学生绝对是“天之骄子”——报上和人们的嘴里都这样说。每天中午或晚上到饭堂打饭，如果时间到了，打饭的窗口没开，排队等候的学生就会叮叮当当敲响饭盆。过去有部电影叫《锅碗盆瓢奏鸣曲》，饭堂里不耐烦的敲打饭盆声，是宣泄不满的《义勇军进行曲》。大家像是存心要把饭盆敲破，搁在饭堂碗架的新饭盆经常被偷，以至于有人自我作贱用油漆写上“本人有肝炎”的字样。小学规规矩矩，中学不敢造次，上了大学一夜之间身登龙门，我们敢对饭堂的大师傅放肆，也敢对高官起哄，官民通吃，大小通杀。有一回在灯光球场，好像是举行一个纪念广西大学建校多少周年的仪式，自治区主席覃应机给大家讲话，太阳像一盆火悬在头顶上，晒得每个人昏头胀脑，恨不得早点结束作鸟兽散。有个拍马屁的家伙拿来了一叠草帽，给主席台的领导每人发了一顶。球场黑压压坐着的人群中忽然响起了一声口哨，大家跟着哄叫起来，表示抗议。覃主席把别人递给他的帽子一把挡回去：“我不用戴帽子！这点太阳算什么，枪林弹雨我都经过，还怕太阳晒！”球场上响起了一片潮水般的掌声。他比现在许多大领导还有风范。
　　我在键盘上敲下这一个个文字时，昔日校园里的一幕幕像幻灯片一样呈现在眼前，我自己也吃惊居然还能记得这么多东西。学校里经常举办各种报告或讲座，邀请的对象有社会名流、海外学者、著名作家，还有一次是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战斗英雄”李作成和杨朝芬，他们笑容满面，一脸受用，从夹道欢迎、敲锣打鼓、拼命鼓掌的学生中间穿过，我忘记了他们长的样子，只记得报告结束后大家像马蜂一样涌上去要求签名，李作成在我的笔记本上签了名字。好像当时他是团长还是副团长，后来当到了第四十一军军长和广州军区副总参谋长。印象最深的，是加拿大华裔教授刘敦仁作报告时——内容已经忘了，忽然大声说：“日本这个民族是一个不可信任的民族！”大礼堂像泼了汽油腾地烧起来，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我对日本人那种死不认错的岛民心态极端反感，却不认为抵制日货或砸自己同胞的汽车可以“反制”日本，这很像是与邻居闹矛盾却在家里打孩子砸家具出气，是孱头加混蛋才做的事，但三十年后对这个叫刘敦仁的华裔教授的断言至今记忆犹新。
　　中文系也举办各种讲座，请来各路大师，让平时这些“只闻其名、不见其人”的名人拉近了与学生的距离，至于他们讲了什么似乎并不重要，或者说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像鲁迅研究专家，钱理群、陈平原的老师王瑶的讲座，我惟一记得这个年逾古稀的老人，说话并不利索，嗫嚅着欲言又止的样子。也许他大音稀声吧，年少无知的我们体会不到他话里的含义。著名音乐家李德伦身体肥胖，一头浓发，像一只老狮子一样激情澎湃，开讲座时当场给大家放老贝的《命运交响曲》，把大家激荡得如痴如醉，很长时间到别的宿舍串门时都改用“彭彭彭彭……”
　　著名作家丁玲的讲座在阶梯教室里。我在那个教室曾闹过一次笑话：有一次晚上在教室自习，正在为一篇小说冥思苦想，抬头时看到挂着的灯管前后摆动，不知道谁惊呼了一声：地震！被惊醒的我抄起书包就冲出了教室，后来才发现是虚惊一场。那个时候有发生大地震的传闻。我自己哑然失笑，我居然跑在了所有人的前面，如果是现在，我会成为又一个“范跑跑”吗？
　　听到丁玲要做讲座的消息，我早早就去占了座位，毕竟她太过“著名”了。名人在任何时代都是社会的金丝猴。我见到的这头“金丝猴”头发斑白，脸如满月，身材臃肿，似乎已有些不良于行，被“德高望重”地搀扶到讲台前。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她，怎么也看不出毛泽东赠诗中“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的模样，更与《莎菲女士的日记》给人想象中的丁玲大相径庭。岁月真是一柄锋利不饶人的杀猪刀呀！真可谓“光阴快如刀呀，一刀又一刀呀，不见红颜在呀，只剩雪满头呀！”
　　丁玲在演讲中讲述自己的创作生涯，诉说所受到的政治迫害和自己的无辜，表达着自己的无怨无悔和深切缅怀。她为什么把如此不堪回首的过去当成是美好时光呢？莫非这就是所谓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像她这样履历丰富、爱情像万花筒一样的女性，似乎不应该这样。我看着日薄西山、沉浸在过往中的这位“著名作家”，想起政治运动中与她有种种瓜葛的那些人，想起《人民日报》刊登的关于“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编者按，想起她风花雪月的生命中那些男人，胡也频、冯雪峰、冯达、陈明……油然想到两句唐诗：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丁玲的讲座远远比不上不那么著名的广西“民歌王”黄勇刹。他的讲座就像一个相声专场。黄勇刹个子不高，身材瘦削，貌若一个典型的壮族农民。他在台上讲着讲着，就唱起了“黄澄澄”的山歌：

　　莫笑老汉腰板弱，
　　上山捉豹坡过坡。
　　站在路边屙泡尿，
　　石头也能射个窝。

　　他在台上舞手扎脚，走来走去，忘乎所以，拖曳着声音唱着；忽然间坐回椅子上，身子往后一仰，两只脚搭到讲台上。我惊愕地发现，他居然没有穿袜子，光着的脚板朝我们一挑一挑的，像和大家招手。他自得其乐，物我两忘，把台下一百多名学生置之度外。见过得意忘形的，没见过这么得意忘形的；见过可爱的，没见过这么可爱的。教室里像一锅开水，热气腾腾。
　　我对这老头肃然起敬。这才叫人呀！黄勇刹的身份是中国文联委员、广西民间文学研究会秘书长，他一点也不像别的官那样端着架子，板着面子，像个戏子，十足傻子。黄勇刹闭着眼睛，听着大家的掌声、笑声，神情怡然，一副受用的样子。待掌声渐渐平息，他倏地睁开眼睛，精光四溢，“再来一首要不要？”他像抖动红布的斗牛士一样挑逗着，几十条公牛一条声地喊：“要！”
　　“那就再来一首爱情的。”他略一沉吟，又唱起来：

　　腊月风寒想法多，
　　约妹今晚睡一窝。
　　被盖哥来哥盖妹，
　　不怕天冷打哆嗦。

　　天妒英才，如此有才情、真性情的一个人，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在北京参加中国作协代表大会时心脏病突发，去世时还不到六十岁。
　　一九八一年，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当年十一月，中国女排在日本大阪七战全胜，夺得世界杯女子排球冠军。学校专门在教室里摆了两台电视，让学生收看电视直播，大家不时大声欢呼，不时发出惋惜，电视荧屏里像是有一只无形的手撩拨着大家潮起潮落。决赛结束之后，大家涌出教室，我走回到宿舍楼下时，看到对着羽毛球场的走廊上许多人在高声喊叫，一些人砰砰砰地敲打着铁桶，还有人从走廊上往下扔啤酒瓶，它们像手榴弹一样在水泥地上噼里啪啦地炸开。
　　大约十来分钟的光景，人们从中文系、哲学系、化学系、化工系、土木系、电力系等各个宿舍楼里涌了出来，大家举着“中国万岁”、“中国女排我爱你”之类的标语，呼喊着口号，敲着铁桶和脸盆，还有人点燃了扫把，汇成了一股人流，沿着马路行进。站在路边的人，像被磁铁吸引一样不断加入队伍中。大家脸色绯红，声音激越，群情激昂，像打了鸡血一样。你见过打鸡血吗？父亲告诉过我，那是六十年代的一种席卷全国城乡的保健术，从没有阉过的小公鸡身上抽取几十到一百毫升的鲜血，注射进人体里，每周一次，打过鸡血的人脸色红润，精力旺盛，像小公鸡一样精神抖擞，只是没听说是否也像小公鸡一样每天围着母鸡转圈。
　　一张张狂热的青春面孔，让我想起毛泽东著名的语录：“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他的话总是如此动听入耳，每一句都说到你的心坎上。你再仔细地听一听：“世界是你们的”——开宗明义，一扬，听着是多么的兴奋；“也是我们的”——丑话说在前头，一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悠着点；“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再一扬，喂一颗定心丸；“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多么生动、受用的比喻，多么慈眉善目、善解人意的谆谆长者；“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干吧，让你干什么你不干呢！毛泽东自己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但他一生蔑视权威，憎恶等级，反对秩序，他绝对是语言的巨匠，是洞悉社会心理的大师，是发动群众的高人。
　　对不起，想得太远了。一九八一年冬校园里的游行与毛泽东在天安门检阅百万红卫兵不可同日而语，与二零一二年“钓鱼岛事件”中西安、长沙、青岛等地的抗日游行也不是一回事。尽管一样是乌合之众，一样的热情奔放，一样的“无法无天”，但当时游行的动机是多么的纯粹！目的多么的高尚！我们没有打砸公物，没有破坏花坛，没有把小汽车翻个底朝天——哦，那时候还很少看到小汽车；男同学没有耍流氓，女同学没有被流氓耍，更没有把谁的脑袋开了瓢。我们敲打着自己的饭盆和铁桶，扔着自己的开水壶，连挥舞的“中国女排万岁”的标语，也是我们无私奉献的白床单。我们只为女排的胜利而发泄，为八十年代初坚冰正在消融的中国扬威世界体坛而欢呼放纵。

下篇

　　我想说说我的大学老师。
　　大学是人生的一个驿站。上大学重要的不是进课堂，而是受过那个“气场”的熏陶，给人生打底。“正当兴旺时期”，在一个人淬火成形的关键阶段，课堂上学到的知识固然重要，校园里受到的那种影响尤其关键。好老师除了“授术”，更在于“传道”，举止谈吐，春风化雨，为人师表，念念不忘。
　　转系之后，我没有去拜访过我的“贵人”秦似，只是在上课时见过他。秦似个子不高，脸膛方正，有些肥胖，不苟言笑。从某个角度，他有点像英国首相丘吉尔。他开了一门《音韵学》，属于选修课。
　　我缺乏语言天赋，甚至说存在语言缺陷。上《现代汉语》时，黄瑞金老师在课堂上点名，让我站起来念拼音，我总是把“jia（家）”念成“za（扎）”。她说：“我念一遍，你跟着念一遍，jia，家庭的家。”
　　我大声念道：“za，扎庭的扎。”
　　有人嘻嘻笑起来。黄老师扁着嘴拖长了音节念：“j－i－a。”
　　我也扁着嘴念：“j－i－a。”
　　她欣喜地说：“这回对了！再念一遍，j－i－a。”
　　“za。”
　　黄老师皱起眉头：“怎么又回去了？”大家哄堂大笑，把我笑成了一只猴子。
　　我特别佩服别班的一个玉林籍的同学，也是老师上课时点名问他，他用玉林话回答，满头雾水的老师叫他说普通话，他用玉林话说：“听得（懂）就听，听不懂·#￥%-·#￥”——那是一句把男人女人生殖器串在一起的四字俗语，换成普通话约略等于“算毬”！全世界的粗口话基本都通俗易懂，无需翻译，把老师当场雷得目瞪口呆。
　　以如此愚钝的语言资质，我怀着感恩之心，去上了两节秦似的课，如鸭子听雷，羞愧得不敢上前自我介绍是他批准转系的学生，虽然心里一直感念他。直到毕业前，我找到他在我的“师生录”上留言题词时才和他说起这件事。秦似好像忘记了这回事似的。他给我写了一段文字：

　　要有独立思考，重复别人的东西一万遍，比不上自己有几百个字新的见解和新的发现。
　　　　　　　　　汉儿同学留念。
　　　　　　　　　　1985.6.21

　　我对秦似的这份感激，只在上《古代汉语》时对他的女儿王小莘老师说起过。因为《古代汉语》成绩好，王老师对我尤其亲切，毕业时还曾问过我是否愿意考她的研究生，满脑成名成家思想的我婉言谢绝。秦似一家三代都与我有“缘”。我上课的《古代汉语》课本，由他的父亲、著名语言学家王力所编写；他本人批准当时无所用心的我从机械系转到了中文系；他的女儿王小莘是我的《古代汉语》授课老师。如今他们均已驾鹤西去。每次回老家从秦似的故里博白县经过，看到青山不老，绿水长流，田野里夏天水稻金黄或树木萧瑟的冬景，对这一家三代的感激和怀念便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
　　真的应了那个算命老女人的话，我命中“贵人”迭出。陈驹老师是我的另一位“贵人”。陈老师个子高大，不拘小节，虽然留一头短发，但有时发脚很长，显得乱蓬蓬的。夏天上课总是一身短打，上穿短袖衬衫，下着短裤，不修边幅，有一种“是真名士自风流”的迥然不同的风度。我的相册里有两张他与“文学八一班”的合影，一张他站在第二排最左边的位置，另一张站在最后一排，厕身于学生之中，混同于普通群众，连眼睛也不朝镜头瞧。
　　陈老师是文革前武汉大学的毕业生，他是民间文学专家，研究民族乐器，像羯鼓、钲铙、独弦匏琴、壮族蜂鼓、瑶族长鼓等。文革前的大学生，很多人如武林中练习“偏门秘笈”的得道高人，身怀绝技，不露于形，不显于相。礼崩礼坏，现在恐怕再也找不到人研究这些“古董”了。他还创作过获得广西一等奖的壮剧。陈老师上的《民间文学》课，如一锅东北乱炖，五味杂陈，民间音乐、民间传说、民间风俗，各种俚语俗谚、民间小调、荤的素的或不荤不素的故事，让男生为之捧腹，女生掩口葫芦。
　　陈老师大学时曾听唐弢先生讲过一个故事，唐先生讲的故事源自鲁迅先生。鲁迅给唐弢说：某地有位高僧，因为一生未近女色，临死时迟迟不肯闭眼。弟子们见师傅折腾得苦，决定出钱雇个妓女，让他见识见识。等到妓女脱下裤子，高僧一看，恍然大悟道：“喔，原来女人和尼姑是一样的！”陈老师在课堂上把唐弢从鲁迅先生那里听来的故事讲给我们听，让我们在欢笑中传承了思想大师的流风余韵。我是这个故事的第四代传人。
　　陈驹老师会说许多方言，像画眉一样惟妙惟肖。他说语言不仅是交流的工具，从文化角度，它还能唤起“情感”，人们听到乡音觉得特别亲切就是这个道理。他是广西玉林人，曾经看到两个玉林人在火车上争座位，双方用普通话吵架，还差点打起来，后来争不过的一个忿忿然离开时，自言自语用玉林话骂了一声：“×你细姑大姐！”这粗言烂语一出口，像唐僧的紧箍咒把对方一下子像孙猴子一样定住，云开见日，春风扑面，马上把刚刚占据的座位让了出来：“是老乡又不早讲，你坐你坐！”
　　陈老师讲故事时学着玉林话的口吻，大家笑得不亦乐乎。他说自己遭受过一次地域歧视，有一次带学生到某地采风，接待的县领导问他哪里人，他刚说自己是玉林人，对方脱口说了一句：“玉林人，屎忽痕（屁股痒）。”陈老师说，当时差点没把我给气懵过去，玉林人怎么招你惹你了，这么大的成见？
　　陈老师的课，上得如此生动风趣，与学生水乳交融，教室里总是座无虚席，人气鼎沸，连新闻专业的不少同学也跑来旁听。他在课堂上说，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语言习惯，比如桂林人讲话都喜欢带一个“卵”字，倒不是桂林人个个都像李逵一样粗鲁。“很久很久以前”有个桂林青年穷困潦倒，神仙见他可怜，送了他一个口袋，说是满足他三个愿望，想要什么就对着口袋喊一声。这青年是个“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的主，贪心不足，不假思索，冲着口袋大吼一声：“我什么卵都要！”霎时，鸡卵鸭卵猪卵狗卵……遮云蔽日，盖地铺天，落霞与卵泡齐飞，秋水共老天变色。
　　呵呵，这是我现在写的，陈老师当时没有这样说。那青年惊恐万状：“我什么卵都不要了！”那些雪花般飞来的卵泡齐刷刷掉头而去，他的裤裆里一凉，慌忙捂住大叫：“我只要我自己的卵！”男生笑得前仰后合，女生显得矜持得多，强忍着不敢笑出声来，有人脸色绯红。坐在我前面的两位女同学伏在桌上，双肩乱抽，鬓发直晃，大概古代小说中的“花枝乱颤”就是这个样子吧。陈老师悠悠然总结道：“得而复失，不能人心不足蛇吞象。讲粗口话，神仙也帮不了，桂林人一定要改掉这种说话粗鲁的习惯。”陈老师讲笑话如老僧入定，别人笑，他不笑，待大家笑声渐息，又慢条斯理接着讲下面的课。
　　陈老师讲课放得太开，听说课后有学生到系里“参”他上课讲黄色故事，用桂林人的话说，弄得他“好卵郁闷”，有一段上课照本宣科，低眉搭眼。唉，全怪这些没事找卵事的家伙，让我们少了许多乐趣。
　　大学毕业第二年，我到南宁参加广西青年文学工作者会议时曾回学校看过陈老师。给他带去了L副局长让捎的一捆大蒜，我自己买了一条香烟。陈老师一家三口住着非常逼仄的一套小房子，书房里堆满了书，他大概正在查阅资料，很多书翻开来扣在桌上、床上，屋子里乱得像激战后还没有打扫的战场——恐怕永远也不会打扫，颇有些“书似青山常乱叠”的味道。当时学校里各个系纷纷搞所谓的“校社合作”，安排老师到校外上培训课赚钱，陈老师对此不以为然，他觉得校园虽不是与世隔绝的净土，但大学一定要有“象牙塔”的品格和精神。
　　他和我如忘年之交，聊得推心置腹，穿着短裤的陈老师坐在一个带扶手的藤椅上，不停地吸着烟，脸上始终露着平和宽厚的笑意，那模样，不知怎么总使我想起孔夫子那个“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弟子颜回。伯母在厨房里杀鱼做菜，外头客厅的收录机放着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的主题歌，陈老师正读小学的女儿跑进房间，朝父亲嚷道：“爸爸，爸爸，你说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陈老师漫声应道：“你长大了就知道了！”我们心照不宣地笑。三十年后，已经当上大学老师的女儿一次与其他老师到北海搞社会调研，我说起故去的陈老师在学校时的轶事，她眼眶发红，让我也心有戚戚焉。
　　说陈驹老师是我的“贵人”，是毕业时他为我写了一封信，让我避免了到学校教书的“厄运”。那时候毕业生国家包分配，大学是一家打铁铺，不管打出的锤头镰刀好孬都能找到主，无论是到机关、学校还是企业，大学一毕业就会有一个“干部”的身份，捧上“铁饭碗”，不像现在的学生要自谋出路。
　　刚参加工作那一年，单位一位同事读小学的小孩看到我的工作证，惊奇地问我：“你也是干部吗？”我说是。他说：“那你是领导吗？”我说我不是领导。他说：“我爸是领导才是干部，你不是领导怎么会是干部？”我说，领导是当了官的干部，干部不一定都能当官。他听不明白，正好一个女同事养的挂着铃铛的哈叭狗悠悠然走过，我说：“看见那条狗了吗？我和你爸一样，我们都是狗，你爸只是那条挂了铃铛的狗。”要是他回家把这话背给父亲听，那可得罪大了。
　　一张张面孔在脑子里浮起，有的身影清晰，有的面目模糊，教《文学创作》的许敏歧老师，教《古代文学》的徐君慧老师，教《美学》和《文学理论》的江建文老师，教《现代文学》的鲁原老师，教《比较文学》的孙景尧老师，教《音韵学》的梁振仕老师，教《外国文学》的黄仕荣老师，还有廖镜进老师、罗启业老师……还有前面提到的王小莘老师、黄瑞金老师。不按姓氏笔划，排名不分先后，忘了名字的，我并没有忘记你们的哺育之恩。教《文学创作》的许敏歧老师是一位诗人，出版有好几本诗集。对于我们来说发表一篇作品已属不易，他却一本一本地出书，令人肃然起敬。因为许老师的缘故，班里不少同学立下了当诗人的宏愿。青春岁月，文学热潮，言传身教，尽管未必有诗人的天赋，却都有超过诗人的热情。许老师“有教无类”，他像一只带小鸡的母鸡一样，对抱负远大的“准诗人”们耐心指导，认真修改和推荐他们的习作到刊物发表。徐君慧老师也是一位作家，出版过好几部长篇小说，他身材不高，说话带着浓重的四川口音，徐老师出身贫苦，从小流浪，半生棱嶒，自学成才，当过苦力、小贩、筑路工，还当过“右派”。他的古典文学像他写的字一样，讲得一板一眼，庞杂琐碎，却头头是道，像艺人说书，可以从一截牛绳絮絮叨叨牵出一头大牛牯。印象深刻的梁振仕老师是研究方言的方家，当时应该年过五旬了吧，他上课时像一个少女一样神情忸捏，别具“风情”。

　　本文选自《生于六十年代》，梁汉儿／著，东方出版社，2013年12月。

生于六十年代 梁汉儿 著 东方出版社 20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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